道理很简单，因为政体不同，减税所体现和反映的减税意志群体的大小多少不一样，税权所受的监督与制约力度不一样，减税的实际社会效应也会随之不一样。

下一阶段的国企改革，重点是宏观上坚持战略性产业的调整，微观上继续推进市场化，同时保证全体国民享受国企利益。这药引就是社会的共识。

近年来，国有经济在很多领域尤其是高利润行业不断侵蚀民营经济份额，巩固了垄断，削弱了竞争。第二，地方大国资、央地一盘棋的理念是否正确？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11年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所释放出的大国资、一盘棋信号，成为地方国资委将各类国有资产纳入统一监管、央地互动的依据，并且逐步实现了金融类国有资产、资源类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类国有资产的全覆盖监管，实现了本省市的国有资产、央企在本省市的国有资产、外省市在本省市的国有资产放在一个盘子里进行优化配置。第二，要打破垄断、放开限制，发展民营经济。第三，中央层面现有国资委监管体系之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如何进行管理。这是国企改革应当坚持的公平逻辑

因此，有必要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现状，发展民营经济，使得国企和民企充分竞争。第二，地方大国资、央地一盘棋的理念是否正确？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11年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所释放出的大国资、一盘棋信号，成为地方国资委将各类国有资产纳入统一监管、央地互动的依据，并且逐步实现了金融类国有资产、资源类国有资产在内的各类国有资产的全覆盖监管，实现了本省市的国有资产、央企在本省市的国有资产、外省市在本省市的国有资产放在一个盘子里进行优化配置。自然，由税务机关出面的辩护，同样显得苍白和多余。

他们之所以不认账那个小口径税负的账，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论税负还是费负，都意味着他们个人可支配财富总量的减少，都是一种痛。至于个人财富是通过税务机关上交的，还是被其它政府部门征收的，国民是不太清楚，也不愿意过多过问的，他们只记住了自己的财富是被国家和政府拿走的。且不说，实际用之于民的效果了。但对中国老百姓、纳税者而言，他们才不信那个所谓的小口径宏观税负的。

其实，如果从税负、税痛和费负、费痛产生的根本原因看，皆在于政府权力的民主授予环节缺失，以及政府权力运用过程中监督的失效。而且，如果就这些税负、费负的制度背景而言，更是深究不得。

住房保障支出23580亿元，占2．63%，四项合计仅占31．96%。同样，一切政府收取的费用，也和税一样，会构成费痛。其实，分析社会，辨析事理何尝不是如此。但我们政府仅四项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收入、社会保障、政府(新增)债务而言，就有10.6588万亿之巨。

至于这些被征收走的财富叫什么，他们才懒得计较呢。无疑，一个国家总体税痛与费痛的深浅轻重，也就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经济自由度大小。税痛、费痛都是国民的心痛，都应该消减，尽快消减。总之，要彻底消除根本性税痛与费痛，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是根本。

唯有政改，才可能从源头上消减税痛与费痛的土壤，才可能为优良税制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自由是个体创造性潜能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国民总体创获财富的创造性潜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的自由度也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总体创造性潜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为二者都意味着国民个人可支配财富总量的减少。颇具刚直高亢、磅礴豪迈气魄的陕西华阴老腔剧里，有这么一句充满人生哲理的台词：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由此可见，官方和民间关于税负高低、税负痛苦程度的争论，其实不过都是抠字眼式的自我狡辩而已。坦率地税，当下中国税痛所引发的征纳矛盾与冲突问题，与不断加剧的费负有直接的关系。费痛的轻重，同样不仅折射着一个国家税收之外收费的多少，也反映着一个国家财政治理水平的高低，特别是各级政府行政性收费治理水平的高低。因此，也就间接决定了国民可用于再生产以及个人福利领域财富总量的减少。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占5．30%。就是说， 税费合计，2010年我们政府取之于民的总收入规模大约为18.9668万亿，占2010年39.79万亿GDP的47.657％。

坦率地说，既然税痛、费痛都是国民的心痛，都意味着国民个人可支配财富总量的减少，那么，就每个交税或缴费的国民而言，税痛、费痛都是因为国家或政府的征收，他们痛苦的显见根源就都在于国家和政府。毋庸讳言，我们政府用于民众基本权利保障的税款实在太少。

改革嘛，又担心因此诱发征纳税人之间的深层次冲突，反而不利于官方掌控税制改革的节奏。因为在这种税种组合格局下，纳税者因为不知自己交了多少税，反而税痛感会被悬置或遮蔽。

教育支出12450亿元，占13．89%。就纳税人的税痛感而言，目前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种组合格局似乎最有利。

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总体经济自由度的水平，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相关关系的。毋庸讳言，税痛、费痛都是国民的心痛。而各种政府性收费就不一样，不仅缺乏直接的法律支持，而且依靠的仅仅是行政强制的力量。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自由度越大，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繁荣与进步就越有可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国民创获财富的首创精神就越是强盛。

还是以2010年为例，全国财政支出8.9575万亿元。事实上，在制度背景一定的条件下，税负与费负，都不过是税痛与费痛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这好像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以2010年为例，全年税收收入虽然只有7. 739万多亿，可供政府支配财政收入只有8.3万亿。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占10．14%。费痛也是痛，也意味着缴费人个人财富总量的减少，经济自由度的减低。

不改嘛，间接税的弊端众人皆知，而且长远看，间接税为主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社会需要的权利意识。且不说中国税制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现实税制组合，也不说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效率如何了。可以说，如果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技术性的税制改革举措，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如果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大口径宏观税负就变为约31.4%。

试想，在这些数据面前，如果官方和税务机关仅仅谈税负、税痛而无视费负、费痛，甚至企图通过选择性失明来为政府开脱责任，是多么不明智。2012-1-7 进入专题： 税制改革 。

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就不敢太过乐观了。要消减税痛、费痛，技术性的选择无疑是想法设法减税、减费。

如此看，国民把费负、费痛的账，一起记到税负、税痛的账上一点也不冤枉。而且，税款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